朝鲜近代风云人物：兴宣大院君李昰应

        李昰应（朝鲜语：坛凕，1820年—1898年），字时伯，号石坡、海东居士，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人，本贯全州李氏（王族），是朝鲜王朝第26代君主李熙（朝鲜高宗）的生父、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他早年被封为“兴宣君”，1863年十二月其子李熙即位以后晋升为“兴宣大院君”（烆），因此通称为“大院君”。在当时他被尊称为“大院位大监”或“国太公”。兴宣大院君先后3次执掌朝鲜国政，权倾朝野。而他与其儿媳闵妃（明成皇后）之间持续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也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末朝鲜的政局。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根据其朝鲜语发音Yi Ha-eung，“昰”字应读作Xià，不读Shì）出身朝鲜王室，是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也被认为是一名书画家。他是南延君忠正公李球第四子。南延君是朝鲜仁祖第三子麟坪大君的6世孙，被过继给庄献世子（朝鲜英祖之子）第四子、早亡无嗣的恩信君李禛为后。朝鲜哲宗于同治二年(1863年)去世后，李昰应之子李载晃被选入宫中继承王位，是为高宗。高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能亲理政务，由李昰应摄政，封号“兴宣大院君”（烆），通称“大院君”（烆），尊称为“大院位大监”，（这一称呼在韩剧《明成皇后》的国语版中被讹译为“大院伟大人”）或“上奉国太公”（涽）。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高宗的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排斥大院君势力，夺取大权。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壬午军乱”后，大院君赶走闵妃，又乘机掌握了政权。不久之后，他就被前来平乱的清朝军队拘捕，押送天津，被监禁于保定府。三年后年获释回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国王请清兵助剿。日本也于该年6月8日派混成旅团入侵朝鲜，并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要求。被拒后，于7月23日派兵攻占朝鲜王宫，监禁国王高宗，解散闵妃集团把持的亲华政府。另派一支部队包围大院君府邸，扶植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成立亲日傀儡政府。日本将朝鲜政府拉入其阵营之后，立刻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即清日战争），与清朝争夺朝鲜的控制权，准备于驱逐清军后吞并朝鲜。
　　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他们认为：“大院君七十五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它，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转达其心意于清廷”。特别是8月10日，进驻平壤的清军左宝贵等部率军渡大同江南下到达中和附近时，据日方史料记载“大院君事大之心热中沸腾，任其爱孙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阳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非常诚恳，却阴与中国结托，策划奸黠隐谋，与在平壤清军暗通，表里相援，企图擒捉日本公使”，并且“和东学党相呼应，企图驱逐我兵”。大院君的确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傀儡，据中国姚锡光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记载，日军占领汉城后，“朝鲜君臣民庶制于倭人兵力，望我军捷音有若望岁，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日本也只是暂时利用大院君，同年十月逼其下台。
 　　此后大院君离开了朝鲜的政治舞台，但在开国五百三年（1895年）的闵妃弑害事件中大院君再次被日本人推上前台，他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至今扑朔迷离、未有定论，但总之大院君再未掌权。光武二年（1898年）二月逝世，谥号“献懿”，葬坡州云川面大德园。隆熙元年（1907年）8月24日，高宗为大院君上尊号为“大院王”。
早年生涯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一月十六日（1820年12月21日），李昰应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他的父亲是南延君李球，母亲是骊兴闵氏，还有一名比他大5岁的兄长李最应（后封兴寅君）。李昰应出生时李姓王室已经衰微，受到外戚安东金氏的压制，因此身为王族的他生活并不优裕，但李昰应从小研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师从金正喜等学者学习经史，有着扎实深厚的汉学功底。这也为李昰应后来的从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朝鲜宪宗九年），李昰应被封为兴宣君，随后在宗亲府、司仆寺、都总府等衙署中做了一些小官。在安东金氏昏暗的势道政治下，李昰应也同样遭到欺压和冷遇。李昰应学识丰富，为人豪爽，在安东金氏的压迫下，他一直郁郁不得志，遂逐渐萌生了打到外戚权臣、恢复王室权威的想法，并产生了执掌国政、中兴王朝的远大志向。但当时稍有威望和才能的王室宗亲即被当政的安东金氏集团流放甚至处死，其他王族锦衣玉食尚且难求，只能在安东金氏的高压下噤若寒蝉、苟且偷生。因此为了避免安东金氏的迫害，李昰应采取了韬光养晦、假痴不癫的策略。他与破落户出身、并称“天下长安”（朝鲜语中与“千河张安”谐音）的千喜然、河靖一、张淳奎、安弼周厮混，每天都是一身褛褴的衣冠，终日与市井流氓之辈为伍，大白天就出入花街柳巷，常常是浑身酒气熏天、言谈庸俗不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因为这副德行，市民都不无轻蔑地将李昰应称之为“疯狂的放荡君”，外戚权贵和士大夫们更是不齿。因此，李昰应恶劣的品评传遍整个汉城，自己也得到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宫道令。
　　李昰应之所以敢如此自毁形象，不仅是为了避免安东金氏等外戚权贵的迫害，是由于当时的国王——哲宗李昪长期体弱多病，且没有子嗣，王位继承人只有从旁支寻找。而李昰应从继承关系上看是英祖的后代，在当时王族多被放逐杀戮的情况下，李昰应竟成为与王室嫡系最亲近者。李昰应参透了宗法制的这个奥秘，预测了自己将会入继王统，于是曲意逢迎巴结金炳学、金炳冀、赵宁夏等外戚权贵、摇尾乞怜、装疯卖傻以使操纵政权的权贵们产生兴宣君李昰应无才无德、对其既得权力不构成威胁的错觉。但李昰应的放浪形骸的背后，隐藏着他更大的野心和抱负。李昰应虽然整日放荡不羁，饱受耻笑，但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抱负。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的父亲南延君去世时，他与风水先生四处寻找“龙穴”以埋葬之，最终选定忠清道德山，为此李昰应倾尽全部家产来修筑墓地，并相信这样家中就会出“真龙天子”，这充分体现了他长期以来的野心。终于，李昰应的障眼法取得了成效。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哲宗终于病逝，没有留下子嗣。经过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两大外戚集团的妥协和默认，翼宗（孝明世子，朝鲜纯祖之子）之妃赵氏（神贞王后）终于决定将李昰应的第二个儿子李载晃择定为王位继承人，改名李熙，作为翼宗养子即位为王，史称朝鲜高宗。李昰应作为国王的生父，也被封为“大院君”，并代理国王执政。此后再也没人敢叫他“宫道令”，而都尊称他为“大院位大监”。
　　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十三日，12岁的李熙即王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一向被视为市井无赖的兴宣君李昰应由于其次子李熙的即位而晋升为“兴宣大院君”，可谓是一步登天。其住宅被授予“宫”的称号，称“云岘宫”，影响更大的是，兴宣大院君被当时垂帘听政的大王大妃赵氏授予摄政之权，替年幼的国王打理朝政。大院君之所以能掌握政权，正是由于他早年极力巴结丰壤赵氏家族的年轻子弟赵成夏、赵宁夏的结果。当时安东金氏集团反对大院君摄政，但大王大妃没有觉察出大院君的野心，力排众议而命大院君赞襄国政。同治五年（1866年），赵大妃结束了三年的垂帘听政，大院君名正言顺地成为朝鲜王朝唯一的独裁者，真正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十年改革
　　随着高宗李熙的即位，朝鲜王朝500年来首次出现国王本生父在世并摄政的局面。大院君终于可以施展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他首先开始着手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先笼络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和贵族，广泛使用南人和北人，安东金氏的金炳学、南阳洪氏的洪淳穆、潘南朴氏的朴珪寿等名士能臣纷纷投入大院君的帐下。然后大院君又从自己妻子府大夫人闵氏家里拣择一名女孩——闵兹映作为高宗的王妃、自己的儿媳。这样，大院君大权在握，麾下人才济济，同时又包揽了宗亲和外戚的最高身份，势力如日中天，便正式开始了他的改革政策。
　　大院君的改革措施以决断性和实效性著称。大院君摄政之际面对着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治上，依附于外戚集团的势道政治使朝政更加腐败，安东金氏家族把持朝廷60余年，君主权威早已荡然无存，自冢宰以下的官职被任意买卖，地方官苛敛诛求，王权扫地，纪纲解弛；经济上，政治的空前腐败产生了所谓的“三政紊乱”，导致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生活更加困苦；文化上，儒林腐败成风，已沦为特殊利益集团，而在地下传播的天主教飞速发展，一种新的宗教——东学道也于此时产生并广泛流传，这些导致思想混乱，人心涣散，而欧美列强尤其是俄罗斯的扩张逐渐威胁“隐士之国”——朝鲜，引发其高度警惕。这一切都导致当时的朝鲜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面对这些情况，大院君认定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大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他的改革则是从重建景福宫开始。
　　景福宫是朝鲜王朝的正宫，占地面积广阔，殿宇规模宏大，可谓是巍巍王权的象征，但它在朝鲜宣祖年间的壬辰倭乱中被日本侵略者焚毁。此后历代国王都居住在别宫——昌德宫中，由于景福宫重修需要耗费巨资，国家无力担负，因此其重建计划竟被搁置了260多年，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刚刚执政的大院君就果断下令重建景福宫。这一工程斥资巨万，朝鲜的财政根本无力负担，于是大院君可谓是倾尽全国之力，一方面命全国官民捐献工程款项，称为“愿纳钱”；一方面巧立名目，以获取工程费用和纾解财政困难，大院君下令在汉城四大门征收通行税，在农村征收水税，在全国境内发行当百钱，甚至滥加引进清朝钱币，这些举措导致朝鲜金融紊乱，人民负担加重，也引发了贵族和儒林的不满。虽然后来他的这项举动被他的政敌斥责为劳民伤财、损耗国力之举，但实际上他动用的资金全部来自于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长年搜刮的民脂民膏。重建景福宫一方面是为了打击两大外戚的势道政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买人心，为自己的势道构建根基，更重要的是大院君企图将景福宫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重新匡扶衰微的李氏王室。因此景福宫重建是大院君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标志。
 　　政治上，大院君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排挤安东金氏的势力，甚至连曾扶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也一并排斥。由于大院君的势力已相当牢固加上他的精明果断，这两大外戚权贵势力竟迅速被逐出朝廷。大院君在政治方面作了如下的改革：首先，他缩小各地的备边司，从议政府中分离出三军府，将行政权与军事权相分离，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军事效率的目的，有利于加强国防实力；其次，他下令刊行《大典会通》、《两铨便考》、《六典条例》等书籍，明确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法律规范；再次不分阶层党派，破格提拔人才，两班贵族垄断做官权的局面被打破，不少中人出身的有才之士得到录用。延续数十年的势道政治随之瓦解，王权也因此得到了强化。
　　经济上，大院君下令在5道实行社仓制，并实行户布制，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必须缴税，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并使民心归附。但这些改革尤其是户布制度困难重重。贵族的代表丰壤赵氏和安东金氏已经下野，但他们也不愿放弃最基本的特权。因此两大外戚再度与大院君对立。大院君再度施展政治手腕和用人才能，恩威并施笼络各种势力以实现其目的。此刻赵大妃的拥护者李景在辞去了领议政的职务，金炳学担任新领相。金炳学坚决支持大院君，帮助他向贵族开战。凭借着金炳学是安东金氏首长的威望，大院君也收服了不少的贵族。许多像金炳学一样的开明贵族地主都纷纷响应大院君的号召。与此同时，大院君缓和了与外戚的紧张关系。金左根的养子金炳冀和赵大妃的侄子赵宁夏恢复了少量的原有权力。何况，大院君也需要金赵二人帮助他改革国政，毕竟这两人也是有相当才能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利用。金赵二人也希望从中伺机恢复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的势道政治，但大院君的把关让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尽管有金炳学的相助，但要完全逼迫贵族就范也非易事。为了能够彻底颠覆贵族势力，大院君起用了赵大妃的远亲李景夏，给了他一点兵权。李景夏用铁腕政策成功地从许多贵族的手中取得了税金。京城的税金之战很快以大院君的获胜而告终。看到京城这样，朝鲜各地的贵族也相继屈服。庞大的税金汇入了国库。不仅景福宫的后期工程提前竣工，而且朝鲜的经济实力增强，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也缓和了，最重要的是，大院君的威望大大提高，其改革政策也陆续被广大老百姓接受。
　　思想文化上，大院君打压儒林，下达“书院撤废令”。全国除了47所“赐额书院”（由国王亲自题写匾额的书院）以外，其他书院一律裁撤。儒生祭祀明神宗的万东庙也被关闭。大院君严厉打击书院的原因，不仅是他年轻时饱受这些儒生学者的耻笑而施行的报复性行为，更是由于书院已成为地方两班贵族势力扩张的基地，亦是避役者的巢窟。这些都不利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更使得阶级矛盾大大激化。因此大院君果断下令撤废书院，甚至不惜命令李景夏动用武力，但这也招致了儒林士大夫的非难，并成为其下台的原因之一。另外，大院君还严厉镇压宗教势力，包括西方传来的天主教和国内新兴的东学道。他对天主教的迫害尤为剧烈。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大院君突然下令在全国境内逮捕天主教徒，12万人立即被捕，包括12名法国传教士。紧接着上万名天主教徒及其家属被屠杀，9名法国传教士也遇害，史称“丙寅邪狱”（现称“丙寅迫害”）。丙寅邪狱直接引来了法国人的武装入侵。随后几年间大院君对天主教的迫害并未中止，又有8000多名天主教徒遭到杀害。
　　与国内镇压天主教相应的，大院君对外厉行闭关锁国政策，只与清朝一国往来。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朝鲜火烧了前来要求通商的美国商船；同年九月，法国以朝鲜杀害法国传教士为名入侵朝鲜，史称“丙寅洋扰”；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发生，美国舰队侵略朝鲜，史称“辛未洋扰”。这两次“洋扰”都被朝鲜军民击退。这固然是大院君大力加强军力国防的成果，也是朝鲜人民英勇不屈精神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法美两国的目的只在通商而非朝鲜国土，因此都主动撤兵并没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院君将这两次胜利归功于锁国政策，于是将国门进一步紧闭，并在全国各地竖立他手书的“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大院君发动全国群众，将斥和攘夷运动推向高潮。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在现在被认为是使近代朝鲜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而遭到史学界批判。但也有人认为大院君的真实目的并非一味锁国，而是是收拾烂摊子、充实国力之后再开放国门。
　　不可否认的是，大院君新政的许多政策从当代角度来看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这自然与他的身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这些仅仅建立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改革无法拯救已经走向衰亡的朝鲜王朝。虽然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当中，大院君领导下的朝鲜军队打败了法国和美国的军舰，但西方势力的大举东来并不是他个人能够阻挡得了的。大院君仍然固执得意，书写下“西舶烟尘天下晦，东方日月万年明”这类的豪言壮语。但是大院君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十年改革不仅使朝鲜失去自主开放和实现近代化的机会，更为他自己埋下倒台的祸根。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大院君获得了“大老”的称号，获得了与国王相同的地位，他的威势和专权也走向了巅峰。但由于他在改革中结下的太多怨仇，以及一个出乎他意料的人物的暗中崛起，注定了大院君的迅速垮台。
翁媳恩怨
　　兴宣大院君的倒台，正是从他自己的亲戚、也是他的一个棋子——高宗王妃闵兹映开始的。闵兹映是大院君之妻府大夫人闵氏的娘家亲戚，本来就是大院君的姻亲。而她于同治五年（1866年）被大院君拣择为朝鲜国王妃，更是亲上加亲。闵兹映世称闵妃，自幼知书达礼，仪态大方，因此大院君将闵妃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棋子，更加忽视闵妃。此时高宗宠信尚宫李氏，并于同治七年（1868年）诞下一子，即完和君李墡。随后闵妃又得宠，先后怀孕。但其结果不是流产就是夭亡，其中一次流产还被认为是大院君送来的山参引起的。而大院君为了巩固王权，要求早早确立世子，并主张立淑媛李氏（李氏得子后由尚宫晋升为淑媛）之子李墡为世子。这自然使闵妃与大院君产生了矛盾。但两人对待矛盾的态度并不相同，大院君对自己的亲戚、一个弱女子闵妃不以为意，坚持立李墡为世子；而闵妃则将此矛盾视为不可调和的，并开始将大院君当作政敌，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不仅把自己家族骊兴闵氏凝聚起来，更笼络了大院君之兄李最应（兴寅君）、大院君长子李载冕等人，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准备等待时机，有朝一日推翻大院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院君被封为“大老”，声势如日中天；而闵妃则又一次怀孕，并与自己的族人闵升镐、闵谦镐等人酝酿推翻大院君的计划。时机很快来了：这年十月，在儒林中享有很高名望的崔益铉，恢复官职后就马上呈上了弹劾上疏，向大院君的改革政策挑战。崔益铉的第一次上疏主要涉及内容是关于撤废书院一事，并没有直接提及大院君。但这道奏疏还是按照惯例先呈送到云岘宫。大院君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把上疏又转呈给国王。因为他认为国王肯定会驳回上疏并严惩崔益铉，但是，高宗看到上疏后非常高兴，并给崔益铉升了官。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大院君感到了威胁。以往高宗是决不敢违背自己的意思的。现在高宗这样的举动已经表明与大院君产生了分歧。不久，高宗又提及让大院君当领议政，再一次触怒了大院君。因为如果大院君当上了领议政那就名副其实是高宗的臣子，无法再行摄政之职，所以大院君认为这样做是违背父子伦理的。虽然大院君已经觉察到高宗亲政的意思，但对背后的以闵妃为首的骊兴闵氏集团的突起却估计不足。
　　原来高宗之所以敢这样做，背后都是闵妃的怂恿和撑腰。高宗和闵妃一方面挑战大院君的同时，另一方面密召崔益铉，让他再次上书弹劾大院君，以促成高宗的亲政（实为闵妃的掌权）。第二次上疏直接提及“任事之臣”大院君，显然是对大院君的所有政策以及背后大院君集团的总弹劾。此举极大震动了朝鲜的朝野。洪淳穆组织了大院君麾下的主要骨干到高宗那里去请旨杀崔益铉。高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事实上闵妃早就预料到仅凭高宗和她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扳倒庞大的大院君集团的，因此联合了早先被大院君排挤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一起打垮大院君。结果在赵大妃和闵妃的压力和鼓动下，十一月三日，高宗宣布“亲政”，不准大院君入宫干预政事。大院君自然不甘心就此打住。他让洪淳穆等人集体辞职，欲架空朝廷。但却正中闵妃和赵大妃的下怀，丰壤赵氏和骊兴闵氏被迅速安插到朝廷各要害部门，势力大肆扩张。大院君最终在闵妃发动的宫廷政变中失势，他的十年势道也在儿媳闵妃的挑战下一夕之间结束了。由于高宗李熙生性懦弱，政权实际掌握在闵妃外戚集团手中。
　　大院君失势后，被迫离开京城，蛰居于德山城疏、杨州直谷山庄和三溪洞别庄等地。他万万没料到的敌人——闵妃，在扳倒大院君后很快就驱逐了曾助她一臂之力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自己独揽朝纲。而她在政变不久后生下的儿子李坧，也在出生1年后被册封为王世子（后来的朝鲜纯宗），闵妃的统治地位完全巩固。但大院君归政隐居后，并不善罢甘休，而是重整实力，企图重新上台执政。因此他的部下采取种种手段报复闵妃集团。大院君下台不久后，景福宫就发生了爆炸事件，四百多间殿阁被烧毁；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闵妃之兄闵升镐与闵妃生母韩山李氏在家中被炸弹炸死；光绪元年（1875年）十一月，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的宅邸遭纵火。后两次的“火贼”被认为是大院君党羽、前庆尚道右兵使申哲钧。虽然在审理申哲钧的过程中并没有牵扯到大院君，但大院君更为闵妃所仇恨，也因此更加孤立。
  　 翁媳之间的斗争仍在持续。大院君在闭关锁国的同时，日本却进行明治维新，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并以“征韩侵华”为扩张目标。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日本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率8艘军舰前往江华岛，以去年八月的云扬号事件为借口，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条约，打开国门。闵妃集团本来就倾向于开放，又畏惧日本的武力威胁，准备同意日方提出的条款，与日本缔约。这意味着对大院君制定的锁国路线的全面放弃。大院君又上书抨击闵妃集团的妥协卖国行为，要求与日本一战。但闵妃集团自然不加理会，在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二日在江华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华条约》。大院君对高宗和闵妃遂更加失望和仇视。
　　1881年，清朝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一书在朝鲜披露。书中提议朝鲜要与中国、日本、美国联手对付沙皇俄国的势力，这虽然为闵妃集团所赞同，却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反对，儒生因此掀起“辛巳斥邪运动”。大院君的党羽安骥泳等人利用社会上对朝廷不满的情绪，趁机图谋发动政变，打倒高宗和闵妃。大院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他的庶长子李载先却参与了这次图谋，并且是安骥泳计划拥立的新王。后来因人告密而失败，安骥泳被凌迟处斩，李载先在流放济州岛的过程中被赐死。但大院君本人又没遭牵连，逃过了一劫。这件事情平息后，大院君亲自策划了一场更大的复辟行动。
　　光绪二年（1876年）朝鲜开港后，闵妃集团就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军事上的改革。从光绪七年（1881年）朝鲜组建新军——别技军开始，新旧军的矛盾，闵妃与大院君的矛盾，以及开放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就一直潜藏着。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九日，朝鲜的旧式军人终于无法忍受新旧军悬殊的等级待遇，加上拖欠13个月的军饷，因而发动了“壬午兵变”。大院君暗中的煽动和指挥对这件事的爆发起了重要作用。以大院君为后台，金长孙、柳春万为首领的旧式军人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动。暴动军人成功地抢到了应得的军饷，并歼灭了别技军，袭击了日本公使馆，杀死不少日本人，迫使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其间不少汉城市民加入暴动队伍，迅速由“兵变”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民变”。这是对闵妃集团执政9年来累积矛盾的总爆发。然后，起义士兵和市民杀死了兴寅君李最应，冲进了王宫——昌德宫（1874年火灾后王宫又搬到昌德宫）。闵谦镐等闵妃集团大臣在宫内被杀。闵妃化装成宫女，历尽千辛万苦逃离了王宫。起义士兵和市民将高宗、赵大妃和朝廷大员软禁起来，迎接大院君入宫。大院君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上台。
被掳保定
　　大院君通过兵变上台后，再次打击外戚势力和腐败官吏，废除闵妃集团执政时的一切措施，恢复锁国政策，还宣称闵妃已“死”。这些举动遭到了高宗等人的反对。日本军队借口使馆被焚、侨民遇害，趁机出兵朝鲜，企图干涉朝鲜的内政，获得更大的权益，由此引发了一场国际政治纠纷。闵妃逃到忠州的长湖院，也暗中联络京城中的残余势力，随时准备复权。大院君的新政权在内忧外患下并不稳固，面临着立刻倒台的危险。
　　果然，闵妃和赵大妃联络出使中国的金允植，让他请求清廷出兵朝鲜来对抗大院君和日军。清朝本来就想加强对自己仅存的藩属国——朝鲜的控制，这次正好应闵妃集团的请求出兵朝鲜。朝鲜领选使金允植和问议官鱼允中多次向清朝指出大院君是壬午兵变的“祸首”，暗示将大院君逮捕。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二日，清朝派出的3000军队在吴长庆和马建忠的带领下抢在日军之前进入汉城，并设下诱捕大院君的计划。马建忠先拜访了大院君，表示清朝不会逮捕他；等到大院君回访时，清将吴长庆先和大院君喝茶，大院君立刻察觉事情不对，在笔谈中对吴长庆说：“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中国西汉时汉高祖刘邦为了擒拿楚王韩信，便假装声称去云梦泽巡游。韩信中计，前去迎驾，结果被捕）在一旁的袁世凯见此情形，立刻逮捕了大院君，将其塞进轿子里并转运至中国军舰中。与此同时，大院君的儿子李载冕也在另一处地方被捕了。之后清军又进攻起义士兵营地，抓获了170多人，并将包括起义士兵和大院君党羽在内的11人处以死刑。壬午兵变终于被清朝镇压下去，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仅过33天便转瞬即逝。
　　不久之后，闵妃回到宫廷，重新执掌政权。而大院君则被强行用军舰载往中国天津，在那里候旨发落。七月二十三日，在老家合肥丁忧守孝的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奉命驰回天津，向光绪帝上奏称：“（大院君）积威震主，党羽繁多，业与国王王妃及在朝诸臣等久成嫌衅，倘再释回本国，奸党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届时频频天讨，宽典转不可屡邀。况兹贫弱小邦，变故亦岂堪再遇？是昰应不归，犹可保其众，安其国，全其父子，昰应一归，则父子终伤，必至害于家，凶于国而后已也。”于是光绪皇帝下旨，将大院君安置于直隶省城保定，永远不准复回本国。
　　大院君在保定在旧清河道衙署居住，受到了优厚待遇，但清廷对其出入防范甚严。而高宗也常派官员前去探望，并多次请求清廷将大院君释放。甚至在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发生的“甲申政变”中，开化党新政府的政纲第一条就直接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因此清廷注意到了大院君在朝鲜享有的威望，便对其有了释放的想法。而被软禁保定的大院君也并不领高宗之情，相反与高宗和闵妃不共戴天。此时闵妃集团开始与清朝离心，再加上其在德国顾问穆麟德的挑唆下，转欲联合俄国，摆脱清朝。于是引发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清朝更加感到释放大院君回国以牵制闵妃的急迫性，于是李鸿章便先派人与大院君交谈。谁知大院君在与清朝官员交谈的过程中竟主张废朝鲜为行省，要求仿元朝设征东行省例，派大臣监国，称“本国百口同然，如闻此命，大小必手舞也。”大院君如此“卖国”举动，李鸿章自然“太觉奇崛”，但还是最终下令将他释放回朝鲜。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八月，大院君结束了三年的软禁保定生涯，在清朝驻军首领袁世凯的护送下回到朝鲜汉城。大院君从中国回到朝鲜，意味着他与闵妃新一轮的权力争夺开始了。但这次大院君明显处于下风。闵妃集团知道清廷释放大院君就是为了牵制自己，因此大院君回国前后，闵妃集团就极不情愿，不断阻挠；等到大院君回到了朝鲜，受到万千百姓的夹道欢迎，更引起闵妃集团的警惕和不安。于是闵妃集团就先发制人。高宗和闵妃表面上尊崇大院君，实际上却将他幽禁在府邸云岘宫内，派兵对其严密监控，严禁政府官员与大院君交往或私通信件，并借口惩治壬午兵变余党，杀大院君亲信数十人，使大院君动弹不得。光绪十二年（1886年），发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中朝关系降至冰点。袁世凯在给国内的电文中主张中国派兵废除高宗，另立李氏贤者。而背后则是大院君与袁世凯相勾结，准备废掉高宗，将大院君长孙李埈镕拱上王位。这件事后来没有实现，闵妃也加强了对大院君的迫害。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云岘宫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并在大院君居室下发现了未爆炸的炸弹。此事多被认为是闵妃集团所为。尽管此时的大院君处处受闵妃牵制，但其心不死，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昙花一现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起义。由“绿豆将军”全琫准领导的起义军以“逐倭灭洋”、“尽灭权贵”为号召，先后在黄土岘和长城郡战胜官军，并在四月二十八日一举攻陷全罗道首府、朝鲜王室“龙兴之地”——全州。这使朝鲜政府大为震动，有些朝臣甚至认为这是王朝灭亡的凶兆。不仅如此，京城里还风传大院君和东学党早有勾结，里应外合推翻朝廷。于是高宗和闵妃更加惊恐不安，一面加紧对大院君的监控，一面急忙请清朝出兵扑灭起义。而一直想在朝鲜半岛与清朝决一死战的日本早就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准备借机发动侵略战争。结果在清朝出兵朝鲜的同时，日本也借口保护使馆和侨民调动比清军更多的军队到朝鲜，清日两军在朝鲜形成僵持对峙的状态，战争阴云密布在朝鲜半岛上空。日本为了寻找战争的借口，便分别向清朝和闵妃集团政府提出了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均遭拒绝。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便决定先除掉闵妃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再与清朝开战。而他们选择扶植的傀儡，恰恰是大院君。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日军混成旅团突袭景福宫，并与光化门前的朝鲜守军发生激战。同时，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则进入云岘宫，要求大院君即刻进宫主政。随后大鸟圭介陪同大院君进入景福宫，迫使高宗李熙将其封为“国政总裁”，并下一道“先为就明于大院君前”的教旨，把国政完全交给大院君。就这样，大院君凭着农民起义和日军入侵，又一次掌握政权，成为了朝鲜的实际统治者。
　　然而，这一切都很可能是大院君精心预谋的。据一些史料记载，东学党起义的领袖全琫准和大院君的关系非同寻常。在1890年代，全琫准主要在汉城活动，其间多次到访云岘宫，更是一度成为大院君的家臣。甚至据说全琫准和大院君还有关于推翻朝廷、拥立大院君的密约，因此有人认为，东学党起义真正的背后主使者就是大院君。
　　大院君第三次上台执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和推翻闵妃集团。大院君下令将闵泳翊、闵泳骏、闵炯植、闵应植、金世基、闵致宪等闵妃集团高官全部逐出朝廷，有的甚至流放远方恶岛。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偷袭朝鲜丰岛海面的中国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日大院君政权表态“朝鲜从此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请日军代为驱逐牙山清军。六月二十五日，又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的亲日政府，称军国机务处，并开始断行甲午更张，开启了朝鲜的全面近代化改革。
 　　实际上，此时的大院君不过是日本的傀儡而已，实权掌握在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开化派分子手中，而其中包括与清朝断交、进行内政改革这些都是在日本的指使下进行的，并非出自大院君的本意。因此大院君与日本貌合神离，与开化派的矛盾也逐渐激化，特别是金弘集组建军国机务处以后，大院君实权旁落，更是极力试图从开化派和日本人手中夺取政权。他先任命自己的孙子李埈镕为内务协办兼亲军统卫使，让其掌握人事权和兵权。此时日本人试图把李埈镕拱上王位，遭到大院君的拒绝，于是日本人也对大院君产生了疑心。此时大院君不断向驻平壤的清军传递日军情报，企图里应外合驱逐日本人。但随着清军在平壤战役的溃败，不仅大院君的反日计划落空，也因为他给清军的密信为日本人截获而使他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大院君见一计不成，又联络全罗道的东学农民军，让他们再度起义，并让各地守军暗中开城，放东学军入京。但由于实力悬殊，700名日军就迅速击垮了十万东学军，大院君的反日行动也彻底暴露。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十月二十一日，新上任的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以秘密联络平壤清军和煽动农民暴动为由，逼大院君下台。大院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执政就这样结束了。
　　大院君虽然丧失了政权，但仍不甘心。他对执政的开化派恨之入骨，收买了一些壮士，准备对当权官员行刺。法务大臣金鹤羽首先在家中被刺死。大院君的孙子李埈镕因为刺杀金鹤羽的嫌疑，而于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三月二十四日被押送到警务厅严加拷问。当时内部大臣朴泳孝等开化党人因为去年的李埈镕谋逆事件和这次的暗杀事件，要求将李埈镕处以死刑。经过大院君的多方奔走，李埈镕才免于一死，被送至日本。但大院君的势力也更为削弱。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四月二十九日，颁布了所谓的“大院君尊奉仪节”，事实上相当于割断大院君与外界的联系，将大院君软禁起来。大院君就这样昙花一现，从此淡出政界，再也没有掌握过政权。
晚年谜团
　　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十月大院君下台以后，政权落入以金弘集、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手中。此时开化派发生分裂，亲日内阁的总理大臣金弘集和内部大臣朴泳孝明争暗斗，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日军占领景福宫以后失势已久的闵妃再次抓住时机，东山再起。她对外依靠俄国，对内则凝聚朝臣中的反日力量，最终在亲日内阁的斗争中坐收渔利，于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闰五月利用朴泳孝谋逆事件而解散亲日开化派内阁而重掌大权。但当时守卫王宫的训练队由日本人训练，且队长为亲日分子禹范善，再加上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屯驻在朝鲜的日本军队迟迟不撤离，使闵妃对此倍感忧虑。闵妃命令自己的心腹洪启薰和军部大臣安駉寿组建侍卫队以代替训练队，掌控宫廷守卫权。这使训练队对闵妃十分不满，而日本也对闵妃引进西方势力（尤其是俄国）进入朝鲜而十分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和朝鲜的亲日派一拍即合，决定剪除闵妃，重建亲日政权。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9月1日，三浦梧楼代替井上馨出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上任后，就积极策划暗杀闵妃的行动。当时日本已经雇佣了数十浪人，且有失势之朝鲜训练队协助，但日方仍觉得毫无借口。日本公使馆武官冈本柳之助认为最好拉拢闵妃的政敌——大院君。因为大院君在朝鲜颇有威望，且日本打出大院君的旗号，可以将按暗杀闵妃行动掩饰为大院君发动的宫廷政变。之后日本便向大院君求助。而大院君在闵妃弑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
　　根据现有史料，大院君不仅参与了日本暗杀闵妃的行动，而且还是日本的积极配合者。日本人劝说大院君参与暗杀闵妃的行动时，大院君最开始是拒绝的。但之后在日本人的一再劝说之下，大院君又联想起自己与闵妃的宿怨，再加上三月份自己的爱孙李埈镕遭到牢狱之灾甚至差点被处死，闵妃也是有关系的。而且当时大院君从云岘宫搬到汉城郊外的孔德里别庄居住，可闵妃不给大院君半粒米钱之供给，还派巡检8人守在云岘宫外严加监控，以至大院君不得不变卖家产以维持生计。种种新仇旧恨，让大院君最终同意参与暗杀闵妃的行动。他和日本公使三浦梧楼达成了4项协议：大院君辅佐高宗，监督宫廷；内政均委托于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鱼允中等亲日分子组阁；将大院君的长子李载冕安插在宫廷。此后兴宣大院君常秘密出入日本公使馆，商议暗杀闵妃的计划。到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八月二十日（10月8日）开始行动时，大院君策马当先，进入宫廷，在长安堂与高宗面谈。之后闵妃被日本浪人残忍杀害，其尸体在清晨用布裹着烧成灰烬，扔进池塘，史称“乙未事变”。
　　乙未事变以后，大院君又提议废闵妃为庶人，并强迫高宗让其长子、高宗之兄长李载冕担任宫内府大臣（前任宫内府大臣李耕植在乙未事变中被杀）。大院君也的确成为了乙未事变的前台人物。乙未事变发生在八月二十日凌晨，清晨闵妃被杀以后，汉城市内就遍沾大院君亲笔署名的“告由文”，人民纷纷围观。“告由文”这样写道：“近日群小壅蔽聪明，斥贤用奸，维新之大业将中道而废，五百年之宗社一旦而危。余生于宗亲之家，不忍坐视，故今欲入阙，辅翊大君主，逐斥群邪，成就维新之大业，扶持五百年之宗社，以安尔等百姓；尔等若不办而有阻我者，则有大罪矣，后悔无及！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国太公示。”
　　然而日本谋杀闵妃的行动终究暴露，他们极力打扮的大院君发动政变的假象也很快被揭穿。因为日军和日本浪人在宫廷的行动被一名美国军事教官和和俄罗斯技师目睹，两人把真相公诸于世，使朝鲜国内外大为震惊。各国公使纷纷抗议，大院君也被迫承受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认为乙未事变的主谋就是大院君，要求严惩。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大院君完全是被日本逼迫而参与“乙未事变”的，随着当今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抬头，这种说法逐渐占据上风。大院君原本就是反日的，而且也是被日本人赶下台的，因而不可能真心和日本合作。根据日本外交官内田定槌撰写的《赴任地回忆录》记载，冈本柳之助建议拉拢大院君以后，便和堀口九万一一同去劝说大院君，并得到了大院君的同意。但到了当晚，大院君却犹豫不决，不愿从自家出来，一直拖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因此冈本柳之助和堀口九万一动员士兵强行把大院君拉出来，一同前往王城。也就是说，大院君并非杀害闵妃的主动参与者，而是被日本人挟持的。包括记载大院君积极参与乙未事变的《高宗实录》，也是日韩并合以后日本的朝鲜总督府组织编纂的，可能存在掩饰和美化日本的记录。日本挟持了大院君以后，便由500名日本守备队、1000名朝鲜训练队士兵和数十名日本浪人组成暴徒队伍，打着大院君的旗号大举侵入宫廷，大院君被塞进轿子里，也被强押到宫廷，并被迫代表日本人与高宗谈判，包括大院君与日本的协议、大院君的“告由文”都是强迫签名或伪造的。“乙未事变”真相被披露后，各国公使相继进宫询问情况，据史料记载“各国公使咸谓大院君年逾七旬，精神甚健，而只如土木偶人，任人移掇；故是祸惟日本尸之，于大院君无责也”。可见在当时大院君就被认为是被胁迫的，而且“乙未事变”以后由金弘集第三次组阁，大院君并未再掌权，也说明此时的大院君是心灰意懒，无心也无力把持国政。后世的许多韩国史学家采取了大院君被日本挟持的说法，比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2任总统、历史学家朴殷植便将大院君比喻为赵盾（赵盾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执政大臣，遭晋灵公迫害而逃亡，逃亡期间其族弟赵穿暗杀了晋灵公，但晋国太史董狐却记载赵盾弑杀灵公，并拒绝修改。因此赵盾便背负上弑君的恶名）而认为大院君仅仅是日本人弑杀闵妃的替罪羊，2001年的韩剧《明成皇后》描述大院君不仅被日本挟持，更在闵妃被害以后悲痛欲绝。
　　综合上述信息，可以肯定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才是弑杀闵妃的主谋，而且大院君确实参与了“乙未事变”。不仅如此，大院君无论主动或被动参与暗杀闵妃的行动，都不大可能同闵妃和好。据史料《梅泉野录》记载，大院君得知闵妃被杀以后“抚掌大笑”，而且也没有资料显示大院君与闵妃和好，联手抗日。如果是大院君主动参与“乙未事变”的话，多半是以报仇为目的，其要求掌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始终厌恶日本人和开化派，不可能与之真心合作；如果大院君被动参与的话，也不会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与闵妃和好，甚至力图挽救闵妃并为她悲恸。可见大院君和闵妃这对朝鲜政坛的宿敌，始终没有以大局为重而达成相互的谅解。
 　　建阳元年（1896年）2月“俄馆播迁”以后，大院君离开了汉城，隐居在杨州（今京畿道高阳郡）孔德里别庄中。大院君在孤寂和抑郁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大韩帝国光武二年（1898年）2月22日，兴宣大院君在孔德里我笑堂去世，享年七十八岁。高宗皇帝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国葬，追谥“献懿”，与其妻府大夫人闵氏合葬在坡州郡的大德园。隆熙元年（1907年）8月26日，纯宗为其祖父兴宣大院君上尊号为“大院王”，称“兴宣献懿大院王”，并在坡州专门为他修建一座墓园，称“兴园”，将大院君单独移葬至此（1966年迁葬京畿道南杨州郡）。